(2015年3月30日下午，春暖茶绿，桂东县清泉镇中坑村。80岁的客家人叶云招在自家茶园采茶。叶云招家的茶地约2亩，处在宽约1米、长有100多米的梯田上。这里与江西遂川县高坪镇交界，两地都产绿茶，清泉所产为玲珑茶，高坪产狗脑茶。中坑村有蓝、尹、叶、聂、张、罗、游、温、黄、林、何、李、周、彭、梁、邓等近20个姓氏，他们中的多数是由广东、福带一带转道江西迁徙至此)

　　湘东客家人从未古老的梦想
　　
　　世上本无客家人。道理很简单，你要不是客人，就是家人。
　　
　　客家人这一矛盾的称谓，始于近百年来对“客家民系”的研究，实为一个移民群体对故土与身份复杂的认知。与其给他们一个族群意义上的“客家人”标签，不如广泛地称之为移民。正如很多湘东人与江西人往来，互称老表一样，地域之间的共同历史记忆，更能够促成群体认同。
　　
　　在这些老表的眼里，立在湘赣之交的罗霄山并不是山，而是邻居间的一道篱笆。与众多山岭相比，罗霄山不是高个子，难以阻挡阴晴雨水，也谈不上险峻，无从隔绝交通往来，它的南北走向近乎标准，它在东西两麓有着相似的阳光、雨水、植被，河流与土地，维持着老表之间生活状态的平衡。
　　
　　当平衡被打破，篱笆便被轻易翻过，甚至穿越。无论是粤闽“迁海”，还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等造成的移民运动，罗霄山不断迎来远方来客，有人在此落脚扎根，有人只是暂时借宿。罗霄山是否晓得，迁徙的人流为何总是自东向西，它又能否听懂各式言语？待到一切成了理所当然时，它已经变了模样，山林里唱响了山歌，山腰上垦出了梯田，山脚下盖起了大屋、祠堂和书院。
　　
　　当移民者将罗霄山视为自己的家园，罗霄山也认可了这些住户。它也不会忘记那些借宿的过路人。人们谈论这里的客家人，其实是在追寻先祖在客乡建家的梦想。这个梦想从未变得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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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①②炎陵县龙溪乡坂溪村大屋组，李家大屋已经接近荒废，这里最多时曾住有100多人，现在只住有1户人家。据炎陵客家文化专家张观怀介绍，大屋曾经在炎陵很常见，这种由聚族而居发展起来的建筑，是客家人迁到这里后，为增强家族凝聚力，抵抗外部势力建造的。)

　　插草为标，就能拿到地湘东客家祖宗来自闽粤赣
　　
　　□撰文/邹伯科 摄影/陶炜程
　　
　　客家人之于湖南人，是熟悉又陌生的群体。在湘东、罗霄山脉以西的平江、浏阳、醴陵、攸县、茶陵、炎陵、桂东、汝城，客家人聚居其中。他们在这儿的第一代祖宗，大多是来自遥远的广东、福建，也有江西老表。
　　
　　近年来，湖南客家人时常见诸媒体，以客家话、客家山歌、客家饮食等形式吸引人们的眼球。但整体而言，湖南客家人尚未形成一个鲜明、丰满的群像。原因之一是，客家人的族群概念在大湘东地区，除炎陵等地外，要较其他地区清淡，其所拥有的自身文化也多数消失。易言之，客家人在湘东，他们早已不再将此地视为客地，而是与其他族群相互融合，视之为故乡。
　　
　　[迁徙] 客家人自南昌入湘东，要穿越武功山，溯袁水、顺渌水
　　
　　在湖南，客家人广泛分布于湘东的罗霄山区。这一状况，得益于湘东的地理区位特征。
　　
　　以拟人的视角来看，在客家人的整个发展阶段中，客家民系在闽赣联结地区“十月怀胎”，在以福建宁化石壁为中心的摇篮区“一朝分娩”，在古汀州“成长壮大”，在广东梅州“成熟定形”，再散播湘、川等地，然后走向全世界。
　　
　　2015年3月底至4月上旬，我们沿平汝高速，北至与湖北省相邻的平江县上塔镇黄家桥村，南抵邻近广东的汝城县三江口瑶族镇三江口村，行程覆盖平江、浏阳、醴陵、攸县、炎陵、茶陵、桂东、汝城8个县市。它们现在通过平汝高速相串通，形成大湘东区域。事实上，还有长沙、衡东、安仁3个县市也属这一范畴。在这些地方，客家人的身影可以说无处不在。
　　
　　从更广义的定义来看，整个湘东，罗霄山脉中自北而南分别有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诸广山等山脉。这些山脉呈北东向雁行错列，海拔高程大多在千米以上，是湘江与赣江的分水岭。山地之间的长廊断陷谷地或向斜谷地构成了江西省籍移民迁入湖南的天然孔道。
　　
　　若说罗霄山脉是一栋湘东的传统土屋，湘江的干流则如屋檐下的排水沟，浏阳河、渌江、洣水、耒水等便是屋檐水滴出的细流。在这一布局里，湘东的“小四水”都在短促的空间弯曲转折。江西南昌、宜春一带的客家人要进入湘东，需首先穿过九岭山与武功山之间的谷地，溯赣江支流袁水，再由陆路翻过一个山隘，乘船顺湘江支流渌水而下，过萍乡、醴陵，入湘江干流。这条路线是元明以来赣西、赣南一带移民迁入湖南的主要通道。
　　
　　[迁入] 明清易代湘东战乱，人口凋敝，闽粤赣客家“乘虚而入”
　　
　　2015年4月11日上午，59岁的李振群走进李家大屋后，一径找到自己曾居住的一间厢房。房屋已经败烂，雕有花纹的楣梁倒横下来，房前的鱼池早已废弃，几个硕大的石盆曾用于种植花草。位于炎陵县龙溪乡坂溪村大屋组的李家大屋，是当地李姓人家的公共住房，最多时住有100多人。像这样的大屋，炎陵县还留存有多处，它们是客家人聚族而居的建筑式样。
　　
　　李振群从老一辈人处得知，他的祖上来自广东梅州。整个炎陵县，来自梅州的客家人曾建起一座梅冈书院，可见人数之多。据1994年版《酃县志》记载：“清代县内共有移民123支迁入”，其中“广东的乳源、梅县、惠州、龙川、长乐、兴宁等地迁入61支。福建的汀州、上杭、连城、武平等地迁入9支”。
　　
　　民国期间，汝城县统计，清以前氏族为97族，清前期从江西和广东迁入36族。《攸县志》（同治版）记载：“迩来闽粤之民，侨居吴楚。”
　　
　　以炎陵县为例，客家族群历宋、元、明、清以及民国五个时期陆续迁入，以家族为单位统计，一共将近二百余支，其中宋代14支，元代9支，明代26支，清代132支，民国16支。清代最多。
　　
　　为何是清代？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湘东地区未能幸免，《酃县志》（同治版）记载：“（顺治）六年贼（指金声恒）踞王镇，屠戮过半。”《桂东县志》（同治版）记载：“……饥贼杀人以食，屠割最惨，死亡过半。”醴陵地区的县志记载：“自崇祯十六年至顺治十一年，人民备受兵力、饥荒、厉疫诸劫，死亡过半，业荒无主”。清顺治五年，即公元1648年，炎陵一带遭南明军队与清军掠杀，旧志称“湖南兵寇于兹区”，加之瘟疫流行，人口减损大半。
　　
　　湘东地区因明末清初的战乱，人口凋敝，为其他地区过剩的客家人口，提供了迁徙的契机。
　　
　　到清末，公元1871年，炎陵县人口接近12万人。清代迁入炎陵境内的客家人中，大多数来自广东省的梅县、兴宁、福建省的汀州、上杭以及江西省的赣州、瑞金等地。其中广东移入61支，江西移入33支，福建移入9支。闽、粤、赣三个省份的客家移民占同期移民支数的83.7%。
　　
　　[加速] 插草为标能拿到地，六年可不交税湘东爆发客家移民潮
　　
　　“明末清初，我们的祖先到这里时，插草为标，一大块荒地，东南西北做个记号，这块地方就是你的”，2015年4月1日中午，汝城县热水镇高滩村92岁的蓝举华回忆道。
　　
　　在古代，土地即财富。人们插草为标地就可圈地，注定是无比的诱惑。这一土地政策的出台，使客家人涌入湘东。明末清初时，炎陵县域内，人口只有5400人。为了发展经济，官府鼓励外地人迁入炎陵垦荒，至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大量客家人迁入炎陵，人口迅速增加到8万多人。
　　
　　另一方面，国家战乱及迁出地发生经济、自然等灾难，形成灾民、流民潮。灾民、流民中的某一支、某一股进入山地居多的炎陵，他们多是因为避战乱、逃饥荒、躲剃发、躲丁银、躲迁徙。
　　
　　加上战乱频仍，湘东地区房屋焚毁，土地荒废。大量的荒芜之地和潜在的可垦之地，为迁徙提供了条件。
　　
　　清廷政权基本稳定之后，为阻隔东南沿海与台湾郑成功的联系，推行迁海，将沿海地区的人内迁。同时又定垦荒兴屯之令，凡州、县、卫无主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鼓励垦荒，六年不纳税，将垦荒田亩面积纳入对县令的政绩考核。
　　
　　康熙中期以后，粤闽赣地区向炎陵移民更胜清代初期。其时“四方杂处”，“各自为俗”，新开垦荒地3.45万亩，茆花岭一带山地，方圆数十里均因“粤民奋力垦辟而靡有隙地”。
　　
　　客家人迁至湘东，是在内外双重因素之下的群体行为。他们既想逃离战乱、饥荒，同时又渴望新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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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四川人刘文彩也曾来湘东祭拜祖先
　　
　　□撰文/邹伯科 摄影/陶炜程
　　
　　公元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广东长乐人钟宏予出现在浏阳某地。他用扁担挑着两个儿子，拖家带口，一路风尘满面。最要命的是，他已身无分文。
　　
　　这一年，广东闹起了饥荒。钟宏予与乡人结伴逃往四川。同行的乡人提议，大伙都停下脚步，等钟宏予筹集钱款再一同上路。钟宏予拒绝了这番好意，决定带着家小在浏阳暂停下来。
　　
　　3年后，钟宏予挣足了一笔钱，带着家人从浏阳继续西行。在这3年里，钟宏予靠打柴为业。事实上，他完全可以不必这么辛苦。钟宏予选择在浏阳暂居，是因其舅父“杨四广”早年已迁居到此。甥舅刚会面时，有过一番对话。
　　
　　“现在手里没钱赶路了，请舅父帮忙想个办法。”“这个没什么问题，我拿点钱给你就是，也没多少钱。”“此去万里，不知何年何月能还舅父的钱。绝对不能用！”“如何才能用？”
　　
　　“要自己挣的才可用。我看这个地方的很多人都游手好闲，只要肯出力，没有挣不到钱的！”“好，我腾出两间房，你们先住下来。”
　　
　　此后3年，钟宏予寄居在舅父家，以打柴为业。此事记录于编撰于光绪年间的四川简阳《钟氏族谱》中的《入川履历》。钟宏予最终率家小抵达四川简阳，成为当地钟氏开山祖。
　　
　　钟宏予与“杨四广东”这对甥舅在浏阳的相遇，只是无数移民故事的一个片断，却折射出湘东在客家人眼里的特殊含义，它既可以是目的地，也可能是中转站。
　　
　　[分布特征] “逢山必住客、无客不住山”，客家多选择住在山区
　　
　　据湖南客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杨宗铮的多年调查，湖南的客家人口多达200万，分布在湖南东部与江西省交界处以及南部与广东、广西交界处，分布成一条呈“L”线的狭长区域。其中，湘东罗霄山区的人数最多。而湘东客家人最多的县市为浏阳市，有总计20万人，随后的则是炎陵、攸县、醴陵等地。
　　
　　整体而言，客家人在湘东的分布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以客家人数最多的浏阳为例，在立有“浏阳河第一湾”石碑的浏阳市高坪镇石湾村，石湾上头的山坡上有一块立于清嘉庆二年的石碑，记有一支移民于明万历四年自粤东迁来后，修了一个谢娘娘庙。它在天启元年“灵愈著”，至康熙六十年“灵应楚浏”，再至乾隆戊寅年“纠集同人募化”。
　　
　　这一家族在此扎根，衍生出八个房派，“是一块风水宝地”。如同这支移民一样，浏阳境内客家人主要分布在东乡和北乡的张坊、小河、大围山、白沙、七宝山、达浒、沿溪、永和、古港、官渡、中和、文家市等乡镇。
　　
　　不过，浏阳的客家人数最多，但客家人最具特色的地方是在炎陵。在全县人口以及居住面积中所占比例最大；语言、风俗最接近粤东地区的客家人。因为炎陵县客家人最为集中，各种风俗习惯得到较好传承。
　　
　　在20万常住人口中，炎陵有13万多客家人，占将近70%比例。客家人在全县16个乡镇（包括一个农场）均有居住，他们分布在2030平方公里土地上，占县域总面积2/3。从聚集密度上看，海拔高的东、南部山区乡镇客家人密度大，海拔低的西部丘陵地区客家人比较少。其中分布最为密集的是：东部的十都镇，占94.6%，约14,000多人，万、尹、龙三姓为土著，仅占全乡人口5%。沔渡镇占90%，石洲乡占100%。南部的水口镇占89.98%，策源乡占97%。西部的丘陵地区，大多为土著人居住，客家人仅占39%左右，但地处西部山区的船形乡，客家人却占85%。可以说，客家人分布居住在全县各个乡镇，早已客居炎陵，早已不是“客”。
　　
　　客家人在炎陵最为集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炎陵是一个“八分半山半分田，一分水域和庄园”的山区县，山地面积占了全县总面积的86.9%。而山区是客家人最钟情的生活环境。
　　
　　从整个湘东来看，客家人几乎都居住于山区。所谓“逢山必住客、无客不住山”，从客家人的分布地域可知，客家人居住的地方一般是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山区。
　　
　　[迁徙选择] 桂东某村和四川某地方言一致，他们从湘东走向全国
　　
　　陈登波一直怀疑四川人吃麻辣的习惯，可能是从桂东传过去的。他的理由是，桂东的麻油比四川更麻，更好吃。这是当地的一种独特吃法，将花椒放入茶油中，至少浸泡15天，一半是未成熟的青色花椒，一半是熟了的红色花椒，吃起来既香又麻。
　　
　　2015年3月29日中午，身为桂东县沙田镇党委书记的他，在镇食堂一面大口地吃着饭菜，一面说着自己祖籍福建，祖上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迁来桂东，自称新的客家人。
　　
　　和桂东同处湘东的平江上塔镇，当地人也流行一种食用花椒的习惯，该镇副书记王掌义介绍，当地人称之为茶椒，即将花椒放入茶中浸泡，喝起来有一股异香。
　　
　　在相近的口味之外，桂东和平江的一些乡村都有与四川的联系。如陈登波所介绍，桂东的一个村子，人们说话的语言和四川的某个地方是一模一样的。
　　
　　类似的情形出现在炎陵。炎陵县十都镇黄上村是刘氏聚集地，据《刘氏族谱》记载，曾闻名全国的四川地主刘文彩的远祖就是早年从广东嘉应州迁至江西，再由江西迁到湖南酃县十都黄上村，然后由十都黄上又迁徙到安徽，数年后再转迁到四川的。在上世纪的二十至四十年代，刘文彩还多次派家人回到黄上村祭祀祖墓，而且交换过家谱资料。
　　
　　同为十都镇的深垅，《张氏族谱》记载有，张煌贤生五子，除长子、次子留居在十都深垅，其余三、四、五子于乾隆年间一同迁往四川吴山。该镇另一个叫半天星的村内，张文斌生四子，除次子玉贵留居在十都，其余三子玉富、玉荣、玉华举家迁往广西昭平。数年后，留居在十都的玉贵，生五子，其长子若贤，次子若清与堂兄若亮又迁往广西昭平县公坪右边冲定居。
　　
　　这些不断迁徙的人，是在迁入炎陵县居住的客家人居住一段时间后，又有一部分迁往本省其他县份,也有部分返迁闽、粤、赣之祖地，还有一部分则迁徙到川、桂、陕等地。
　　
　　北京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郭华榕发现，四川省成都市附近有一个客家人聚居的乡镇，据说喜欢张贴炎帝神农氏画像，因为他们听先祖讲过，他们这一支客家人就是从炎帝陵所在地迁徙到四川去的。
　　
　　郭华榕教授认为，“炎陵县是客家人向四川移民的中转站。”
　　
　　湖南省客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杨宗铮在其《湖南客家》一书中也指出说：“炎陵县不仅较早接受了粤、赣、闽客家迁徙先民，而且也是后来的客家人西迁川、陕一带的中转地之一。”
　　
　　什么是客家？
　　
　　《辞源·客家条》说：“汉末建安至西晋永嘉间，中原战乱频繁，居民南徒，宋末又大批南移，定居于粤、湘、赣、闽等省交界地区，尤以粤省为多，本地居民称之为客家”。
　　
　　据有关学者估计，全世界约有八千万客家人。其中约五千万人分布在中国大陆的广东、江西、福建、广西、四川、湖南、海南、浙江等10余个省（市、自治区）的180多个县（市），广东省本地客家人数达到2500万左右，占到广东本地族群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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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中午，汝城县土桥乡金山村的卢在生坐在卢氏宗祠前。不久前，经过几番寻访，卢在生等人在30公里外的马桥乡，据族谱记载的地址、方位、朝向，以及当地老人的记忆，找到了卢氏先祖金甫婆的祖坟。族人议定，集资修缮金甫婆祖坟。)

(平江县上塔镇黄泥湾的叶家大屋，既是叶氏族人的祠堂所在，也是族人聚居的地方。据族谱记载，叶家自明朝洪武年间迁来此地。几天前的清明节，叶氏后人在此一起聚会，共祭先祖。)

(蒸菜因携带方便而流行于客家 地区。 图/记者金林)

(◀湘东地区汝城范氏族谱。 图/记者陈正)

(平江县上塔镇黄泥湾的叶家大屋。)

(攸县鸾山镇的洪秀全纪念馆是由洪氏族人修建。据当地人推测，这是洪秀全在1852年率太平天国军队途经攸县时，派人送给洪氏族人的，信中邀请客家族人参加太平军。)

(汝城县热水镇高滩村蓝屋组的一处老宅，据主人蓝举华介绍，蓝氏先祖在明末清初遭遇兵乱，后迁到这里。)

　　浏阳蒸菜：客家人的风俗走在迁徙的路上
　　
　　他们踏上的，注定不是一次普通的旅程。
　　
　　北宋嘉祐年间，婺州金华县人张奉亨长沙任“别驾”，公元1067年，张奉亨率家小告老还乡，途经江西境内分宁时，张奉亨在此定居。几百年后，张奉亨的后人张效贵再次率家小踏上了迁徙的路程。他在洪武初年迁居于湘东地区的浏阳洞溪一带。
　　
　　清代乾隆年间，一位叫做钟洙川的青年男子，时年30岁，带着妻小从江西的“万载县十二都一图黄茅泉山下”，迁居“湖南长沙府攸县邑新漕泊观前”。数十年前，他的父亲在雍正年间由“粤东”迁至江西。
　　
　　湘东地区的客家人几乎都保存有族谱，它们无一例外地记载了先祖的迁徙时间、地点。对家族先祖的记忆，在客家人心里，多数是关于迁徙的，不仅因为这是他们通往客地、做他乡客的第一步，更因为迁徙充满了艰辛与苦楚。

　　撰文/邹伯科 摄影/陶炜程
　　　　　　
　　移民个案因为爱情，蓝氏先祖与富家女私奔到汝城
　　
　　即便在记载家族命运的族谱中，迁徙的内容也只是寥寥数笔。举家迁徙、独自外迁的先祖究竟走过了什么样的路途，见识怎样的风景，遭遇如何，后人都不知道。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那些迫于生计而远走他乡的平民，抵达目的地已经是最大的成功了。但在同时，族人又会在口口相传中说道着先祖的迁徙经历。
　　
　　汝城县热水镇高滩村蓝屋组的蓝举华，这位现年92岁的老人，据他自幼听到的传说，蓝氏先祖在明末清初遭遇兵乱，当时居住在“广东湖坑企岭陡坡的官道脚下”。
　　
　　在一次官兵打劫中，蓝氏人家惨遭洗荡，唯有一个不到6岁、名叫蓝瑞龙的男孩藏身于天井水池里，躲过了杀害。孤身一人的蓝瑞龙随后被附近一个谢姓大户人家收养，由谢家小姨太太抚养。在谢家，蓝瑞龙从8岁开始就放牛。他一度染上天花，医好之后留下一脸的大麻子。随着年龄的增加，蓝瑞龙长成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天生力气大，干活勤快，谢姓人家许诺让女儿许配给其为妻。朝夕相处中，蓝瑞龙与谢家女儿也逐渐有了儿女之情，可谓青梅竹马。
　　
　　不过，当谢家女儿到了待嫁年龄，谢姓人家却反悔了。他们认为蓝瑞龙身无分文，毫无家业，不愿意将女儿下嫁给他。但许下承诺又不能轻易更改，谢家使出一计，想以鸳鸯酒毒杀蓝瑞龙，特意请铁匠打制一把双面酒壶，一面是盛酒，一面酒中放有毒药。
　　
　　令谢家没有想到的是，女儿将此事告诉了蓝瑞龙，并称“不改嫁，生死相许”，两人决计私奔。是日夜里，谢家大屋已经被长工守住所有大门。在爱情的魔力下，为逃出围困，谢家女儿背上了蓝瑞龙，外披一件长衫，假作一个人，由此骗开大门，一路逃至30多里外的“黄市”。这对私奔男女随后过上了漂泊的日子，先是在一户人家打工，再至江西崇义县乐洞乡高洞村洞角，开荒种山，繁衍生息。几经周转后，蓝氏后人的一支又迁到了蓝举华所在的汝城热水镇高滩村。
　　
　　在蓝举华的口述中，先祖蓝瑞龙的迁徙虽然历尽艰辛，但在爱情的映衬下，多少有点浪漫。这是极少数的个例。
　　
　　蓝瑞龙死后不久的清乾隆年间，他的后人蓝柏伸又遭遇了生离死别。蓝柏伸生有不少于5个儿子，为阻止儿子们的离去，蓝柏伸不得不烧掉了几张官府发放的路程单。所谓路程单，即路票，是通行许可证明。蓝柏伸的儿子之所以都执意前去，是因看到了远方的乐土。据蓝举华介绍，“刚到四川时，只要你早上吃饱了饭，往地上插一根筷子，使劲地跑，跑到天黑，这一块地方就是你的了”。
　　
　　这无疑是难以拒绝的诱惑。蓝柏伸的儿子们都知道，他们的祖上都尝过类似的甜头，他们当年在湘东能迅速落脚扎根，正是凭借官府所给出的政策红利。更重要的是，“四川那边的田地要平坦得多，不像我们这里的山区”。
　　
　　艰辛迁徙盐鸭蛋“一丁点一丁点地吃，从江西吃到湖南”
　　
　　2015年4月7日下午，在浏阳市张坊镇上，张道奇老人端出两碟艾粑粑，热情地招待来客，“这就是客家人的做法”。艾，即艾草在初春时的嫩苗，将其切碎，与糯米粉混合制成，有耐饥之用。随后，张道奇的老伴又盛出一碟淡黄色的米粑，也是客家人的做法。在外人看来，这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食物。其实，用米制成的粑粑或饼一类的食物，曾是客家人迁徙途中的干粮。
　　
　　出门远行他乡的客家人，吃饭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清代嘉、道年间，有一个名叫严如煜的湖南人，常到川、陕、湘、鄂等省边界踏访，写下《三省边防备览》一书，称当时的移民“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
　　
　　移民专走小路，只借宿祠庙、岩屋，或在密林中过夜，饮食极为简单。在湘东地区，与米粑、米饼类似的米制品还有米果。那是一种更为古老的吃法，现今主要见于乡村各种宴席上。它与四川黄糕、广东黄板、江西黄元米果如出一辙，用本地一种糯性很强的稻米，蒸熟后置于石臼中用木杵锤砸，同时用槐花和草木灰泡水淋浇，待粘结成团后即做成圆饼存放。
　　
　　这种小吃，色泽黄艳，食用时切成薄片，以煮为主，也可炒食，便于携带，是不错的干粮。
　　
　　浏阳蒸菜广为人知，且风行长沙等地。它的出现也与客家人密不可分。客家人为躲避抓丁而准备一天的饭菜，在蒸饭的时候整好几个菜碗放到饭甑里一起蒸，只要饭蒸熟了菜也就熟了，端起饭甑就可以吃饭，这样节省了做饭时间，也尽量少见炊烟。蒸菜因而成为一种由客家人创造的方便食品。
　　
　　除此之外，客家人所携带的、较重要的是食盐，甚至可能就是一个盐鸭蛋。为了补充长途跋涉、大量流汗所消耗的盐分，随身携带食盐以备急用。最通常的做法是，带上一个普通农家常备的盐蛋。至于盐蛋如何吃，汝城县热水镇的92岁老人蓝举华听祖父讲过，迁徙途中，每个人都是拿筷子“一丁点一丁点地吃，从江西吃到湖南”。
　　
　　蓝举华现今所住房子，是由祖父修建的，迄今有近200年。房屋正厅供有先祖神位。据他回忆，以前还放有一根老榉木扁担。它是先祖从江西一路带过来的，扁担挑着的箩筐里有干粮、路票、小孩等，足有100多斤。这一情形是当年客家人迁徙路上的标准配置。据光绪年间的四川简阳《钟氏族谱》中的《入川履历》记载，来自广东长乐的钟宏予在乾隆初年来到浏阳时，扁担两头挑着两个儿子。至后来，钟氏落脚于四川，扁担、箩筐等物都被供奉于祠堂香火的最上方。
　　
　　落户也难到湘东，客家有合法通行证，也不一定合法居住
　　
　　蓝举华的先祖来到湘东时，得到官府认可，领了路票。但对于许多没有路票，私自行动的客家人来说，因为怕官府出面阻拦，只好选择夜晚行路。路票即路牌，也叫照票，相当于居民的通行证或身份证。路票的有无，决定着客家人的迁徙是否合法。
　　
　　康熙中期，清朝的路票管理有漏洞，大量客家人涌入湘东地区。尽管如此，客家人钻了官府的漏洞抵达湘东，但并没有得到官府的认可。他们依旧没有合法的身份，被称为流民，或棚民。
　　
　　唯一的例外在平江。明末清初的战火没有烧到这片土地上来。然而县境东南的大片山地，土著对这些贫瘠的土地不屑一顾。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伍士琪招广东、福建民于东南山区开垦，立名广福兴，编在第二十里，雍正七年入籍”。平江县有目的招募、成建制屯垦、整体解决户籍，是湘东地区客家移民的一个特例。
　　
　　位于攸县峦山镇老漕冲石下组的钟氏人家，其祖上就是在清代前期由万载迁来的。2015年4月2日下午，58岁的钟超南搬出几本泛黄的族谱，指出关于钟洙川的记载。钟洙川来到此地后，迅速发家，田地达数十亩，家业兴旺。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湘东的客家人很快把康熙皇帝惹怒。明王朝灭亡后，客家人纠集勇壮，头裹红巾，响应郑成功等人，从此便与朝廷结怨。
　　
　　《醴陵市志》（1995版）记载，“康熙十三年，降清明将吴三桂反清，分兵住醴陵，建木城。由闽粤经江西来醴陵种麻棚民组织反清复明的麻棚军，配合吴三桂作战。”居住在浏阳的朱益吾率众多客家人响应，以浏阳、醴陵、萍乡一带为中心，直到康熙十六年，吴三桂被清军战败。
　　
　　皇帝很生气，后果自然很严重，“棚民终康熙之世，不准编图立籍”，客家人的户口问题似乎不可能得到解决了。
　　
　　直到雍正时期，清政府对待湘东客家人采取“和平安置”，不问造反之罪，对包括客家人在内的棚民都给予合法居民身份。至此，客家人才算取得合法的居住权。
　　
　　不过，客家人与朝廷的关系时有多变。距钟超南家不远处的峦山镇新漕村北岭组，洪氏族人珍藏有一件洪秀全的亲笔信，当地甚至还为此修建了一座纪念馆。
　　
　　据72岁的当地退休干部洪家运推测，这是洪秀全在1852年率太平天国途经攸县时，派人送给洪氏族人的，信中邀请族人参加太平军，“谁也没想到，太平军后来打败了，洪姓人家受到牵连，一度被当做官府乱民”。
　　
　　为了生存有人种着蓑衣麻丘田，有人买下浏阳河的水
　　
　　相比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湘东山区可供开垦种植的土地相当有限。梯田沿山层层而上，当地人说，“往上看全都是田坎，望下看全都是田塍”，外地人说是“挂起来的田，竖起来的路”。
　　
　　“酃县（炎陵旧名）女子贤，高山能种田”，是当地的一句俗语。据传，观音菩萨在炎陵农家受到村妇款待，使得客家人开垦出的高山梯田有泉水灌溉。实际上，在当地独有地质构造环境下，再高的山，山上都有水，可以说山有多高，水有多高。
　　
　　2015年4月10日上午，从炎陵县城前往该县龙溪乡，沿途可见顺着山势分布的梯田。
　　
　　炎陵县东南两乡“处万山中，田多鳞小丘，坐落冲垅岭壁”，俗称“蓑衣笠麻丘”，梯田一亩几十丘，多者达百丘。当地传说有个请来帮忙犁田的师傅，主人造诉他，这垅田共有33丘。
　　
　　等他犁完后一点数只有31丘，还有两丘田不见了。他认为主人家可能记错了，拿起蓑衣斗笠，牵起黄牛就走。走了几步回头一看，不禁哑然失笑，没有动手的两丘田正在眼前。原来，蓑衣斗笠盖住了一丘，黄牛躺下歇气的地方也是一丘。
　　
　　对梯田的精细开垦，不浪费每一片山地，是因客家人自外地迁徙而来，初到陌生的地方，平坦地带已被早到的人们占有，他们只能生活在山林之中。在浏阳市葛家乡，当地的宋氏族谱记载，其先祖于明朝嘉靖年间从外地迁来，看中了玉潭村龙潭片，这是一片由浏阳河冲积而成的平坦地带，“朝玉公”在此“插草为标”。
　　
　　历经数代之后，每年宋氏族里的冬至酒要办100多桌。当地还流传，宋家人出去种地，几乎不要踩外姓人的田土，唯独在“梅塘坝”有刘家一块三分七厘的田。宋家人数次游说刘家，甚至称“只要你老刘肯卖，开什么价都可以，我马上担一担银元，把这三分七厘地铺满”。后来的客家人因而只能以山林为生，“种山”的含义包括种植苎麻、蓝靛、药材为业。
　　
　　并不是所有的客家人都靠种山过日子。“毛家的河，潘家的水”，2年前，浏阳文史专家潘信之翻看族谱中的《河道记》，“潘家把整条河里的水都买了，包括从大小溪上游的水源”。
　　
　　潘家祖先潘必值在明代初年迁来，其后代潘浴新买了一整条河的水。“新中国成立前，河里捕鱼的都姓潘！”潘信之依然记得儿时“开潭”的光景。
　　
　　从葛家龙潭至普迹木莲渡，每年入冬前都要禁渔，在冬至日“开潭”。据称，潘家人每年还要拿一些鱼送到毛家的祠堂，因为河是“毛家的河”。这毛家究竟有何来头？现今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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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桂东县清泉镇中坑村,49岁的村民蓝新余来到村中的一丘水田上方。这里是蓝氏的祖坟，曾在上世纪大跃进时期被毁。据一些老人回忆，蓝氏先祖为广东梅州人，其后人迁至桂东时，将骨骸一路带来，安葬于此。)

　　没法做“候鸟”的客家人会带上族谱和祖宗画像
　　
　　□撰文/邹伯科 摄影/陶炜程
　　
　　2015年的清明节，对于汝城县土桥乡金山村的卢氏族人来说，要比往年忙碌一些。经过几番寻访，卢在生等人在30公里外的马桥乡，据族谱记载的地址、方位、朝向，以及当地老人的记忆，找到了卢氏金甫婆的祖坟。族人议定，集资修缮金甫婆祖坟。
　　
　　像汝城一样，湘东地区拥有数量庞大的祠堂。它们中的很大部分都是由客家人修建的。通常，聚族而居，是客家人生存的需要。要在一个地方扎下根来，在新的土地上开辟出生存的田地，族居比单独的一家一户客居要有许多优势。祠堂的意义在于，以共同先祖的精神纽带作用维系着家族的根源。
　　
　　而祠堂之外，客家人对待先祖的尊重，有着独特的表达。在炎陵，客家人虽然来自各地，但他们共认一个源祖——炎帝。在春节、清明节等重要节令期间，客家人会到位于县西鹿原陂的炎帝陵祭祀炎帝神农氏。
　　
　　古代客家人远迁，往往带上祖先骨骸、牌位、族谱
　　
　　2015年3月30日下午，临近清明，在桂东县清泉镇中坑村的一处山头，一座建于清朝咸丰年间的坟墓刚被祭扫，坟上安放了一些纸钱。该县县委宣传部罗正康介绍，当地称清明节扫墓为挂纸。与其他地方的堆土式坟墓不同，这里的多数坟墓都显得尤为简陋，如果不是坟前一块6厘米宽、20厘米长的小石碑提示，外人很难想像它是一座坟墓。清泉镇人大主席张智峰告诉同行的人，这种坟墓里面很小，没有棺材，只是埋葬了死者的骨骸，骨骸是用一种高约30厘米的陶坛装起来。“埋葬的时候，是偷偷进行的，相中一块风水宝地，一夜之间就把坟做好了。”
　　
　　随后，49岁的村民蓝新余带着一行人来到村中的一丘水田上方。那里是蓝氏的祖坟，曾在上世纪大跃进时期被毁。当时，很多人都看到了骨头，装骨头的陶坛被打碎。据一些老人回忆，蓝氏先祖为广东梅州人，其后人迁至桂东时，将骨骸一路带来，安葬于此。
　　
　　同样的情形出现在炎陵。我们抵达炎陵，已是在清明后的4月9日，可以看到沿途山上的坟头都新添了祭品，一些挂条随风飘动，在春绿中甚是显眼。炎陵客家文化专家张观怀在数十年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客家人在迁徙中，无论走到哪，都不忘先祖。“客家人的迁徙，不像候鸟那样可能归来，人一上路，很可能终生与他们的父母亲人以及祖先诀别”，因此，他们在收拾行装时，会带一些相关的特殊物品。
　　
　　族谱是少不了的。它相当于一个家族的历史文献，是考证祖先宗支绪统、辨别家族世系的依据。它可以使远在千里之外的客家人，保持与故乡宗族之间的血缘联系。而如果丢失了族谱，就等于割断了与故乡宗族之间的联系。此外，有的客家人还将自己祖宗的画像、神主牌位以及香炉一路携带而来，“如果有很多兄弟的家庭，各自迁徙时，祖辈物品就按辈分排行次序分带，有的甚至众多兄弟就到香炉钵中用红纸包上一点香灰，到了新的地方后，再放进新添置的香炉钵中”。
　　
　　相比之下，祖先的骨骸在客家人眼里意义更为重要。祖宗遗骸是祖先血肉精气之所在。对那些父母已逝，而家乡又没有亲属留守祖宗坟茔的客家人来说，来到湘东以后就意味着与自己祖宗的永远舍割。因此，凡是有条件的，都会想尽办法，随身背负祖宗遗骸一同上路。桂东县清泉镇中坑村的蓝氏先祖，就是这样被后人安葬到当地的。
　　
　　在炎陵县沔渡镇，陈氏族人曾经为了迁葬祖先的骨骸，上演了一出斗智斗勇的纷争。事发于清朝晚期，由江西遂宁迁至沔渡的陈氏已经人丁兴旺，家业发达。不过，先祖婆的坟墓一直留在遂宁，留守在遂宁的陈氏不同意迁至沔渡。为此，沔渡陈氏派出数十人，先是与遂宁陈氏族人饮酒，将对方灌醉，另一伙人才趁机挖出先祖婆的骨骸，火速撤回沔渡，却遭遂宁陈氏发觉。双方一度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
　　
　　定居后三年内，客家人会再葬祖先骸骨，俗称探金
　　
　　迁葬先祖骨骸的方式，客家人称之为二次葬，或是捡金。大约3个月前，桂东县清泉镇中坑村的一户人家以捡金的形式安葬了逝去几年的长者。据一位蓝姓风水先生说，当地人认为，人死后，第一次安葬是将遗体安放在木制的棺材里，“躺”着埋在土里，表示“人还睡着，并没有死”，也表示人的灵魂“还没有到阴府，没有投胎转世”。
　　
　　第二次安葬是在三五年后，尸肉化烂之后，将骨骸捡出，安放在陶罐，也叫金坛，选址重葬。通常二次葬只限于年过花甲之年的老人。夭折之人一般不作二次葬。第二次需在3年之后，另一个原因是，“按以前的老规矩，‘五服’之内的亲人要‘斩哀三年’”。
　　
　　捡骨也要选好时辰，“五服”内的直系亲人都到场，先烧香祭拜，然后掘土、开棺，开棺时用篷布或雨伞遮阳，见骨时亲属痛哭流涕，之后才围成一圈，逐一将遗骨取出，揩净，如果遗骨潮湿，还要用炭火烘干。最后按从脚到头的顺序安放到金坛中，取“坐”着的姿势，表示逝者自然从容地坐着，面对人间和他的子孙，祭拜时就像与后人“见面”一样，盖好罐盖。
　　
　　到二次葬下葬时，又另选时辰，在墓地事先挖好一个容得金坛的圆筒形井穴，到时辰才将金坛放进去，井穴上严盖一块圆形石板，再堆土成墓。后人随后行祭拜仪式，二次葬礼仪结束。
　　
　　在这之后的一至三年之间，亲人还要探金一至两次。所谓探金，就是掘开坟土，打开石板，探看金坛里的遗骨好不好。“干爽的、金黄色的为好，泡水的、灰黑色的就不好，好的，就放心定葬了；不好的，要取出金坛寄葬，再找‘风水地’重行二次葬；不好不坏的，“遗骨虽不泡水但很潮湿，颜色灰白”，可暂时复土留坟，第二年再探金一次，看看转好或转坏以决定该墓地的取舍。定葬后，此墓就是祖墓了，一般不再迁动了。
　　
　　醴陵市文史专家姚武飞多年走访湘东各地，发现捡金的墓葬方式广泛出现在湘东的客家人聚居地，他认为，捡金其实是将先祖骨骸寄葬的一种形式，其目的是适于客家人四处迁徙的生活。不过，当客家人最终在某个地方安定下来，就会对先祖骨骸进行一次最终的安葬，相当于给先祖一个安定的归宿。在漫长的迁徙中，捡金也逐渐成为客家人的丧葬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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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为客家人创办的围山书院。资料图片)

　　湘东日常：客家带来了油茶、辣椒、书院
　　
　　□撰文/邹伯科
　　
　　2015年4月9日下午，平江县上塔镇黄泥湾村的一处祠堂内，挂着一副对联：“承先祖克勤克俭，启后嗣曰读曰耕”，横批“耕读为家”。与之似曾相识的对联，在湘东的祠堂里极为常见。
　　
　　湘东人的日常生活里，油茶、红薯、辣椒，以及醴陵瓷器、浏阳夏布与客家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另一方面，“湘东人”自小接受的学校教育，同样离不开客家人，他们当年创办的书院、义学等是现今的一些中小学校的前身。
　　
　　从这两点来看，食物代表锄把子，那么书院则是笔杆子。客家人来到湘东地区之后，先解决吃住等基本生存，再谋求其他。读书以致仕，寻求族群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明清两代，他们来到湘东地区，注入新鲜血液和生猛风气，为湖南的近代发展提供动力。
　　
　　客家人带来山茶、辣椒，开垦荒地，滋生人丁
　　
　　2015年4月1日，广东梅州人李贵福来到醴陵，参观在醴陵市世界陶瓷艺术城举办的“中国陶瓷艺术作品展”暨首届湖南（醴陵）陶瓷博览会。当有人告诉他，醴陵的近代瓷业发展有客家人的功劳时，这个50多岁的男子颇为兴奋。
　　
　　《醴陵县志（民国版）》记载：“雍正七年（1729），广东兴宁移民廖仲威在沩山发现瓷泥，租山开矿，招工传艺，创设瓷厂”。广东兴宁地区是客家人的聚集地之一。
　　
　　目前醴陵瓷业是客家人来到湘东后推动的一个手工业。浏阳夏布也是如此。在发展手工业之前，大量的闽粤赣等地客家人移入湘东地区。客家人沿袭原住地的生产习惯，带来苎麻、蓝靛、番薯、玉米、油茶、药材等作物种子。如红薯（番薯）这种产量高、栽培易的经济作物，也由客家人从沿海引进攸县种植的，时称“蕃薯”。有文献记载：“攸邑客民，种以代粮，近则土著之民尽种之。”《醴陵县志（民国版）》也记载：“康熙年间，广东移民带红薯来醴陵栽种。”
　　
　　湘东地区大面积种植油茶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这正是客家人大量涌入湘东地区的时间节点。
　　
　　《攸县志》（同治版）记载：“南山茶葩萼大，倍中州所产，结实如梨，大如拳，中有数核，如肥皂，子大，疑此油茶也。今攸东棚民栽种成林，树枝叶皆类山茶，秋末开白花，冬结实，次年霜降后收子，谓之木子，亦作木籽爆裂压油，利较桐油更薄”。非同寻常的是，志书将油茶归类于物产中的花属，排在山花之后，木芙蓉之前。文章作者可能还没有认识到它的本来用途。
　　
　　此后，油茶树迅速在皇图岭、坪阳庙、桃水等安家落户、开花结果。到民国时，山茶业已蔚然可观，《醴陵县志（民国版）》记载，“茶球有土包子，珍珠子之别，业产为土包子，又有赣州包者，球色红，壳比土包子薄，输入未久，人争选用。”据《湖南省志》记载，民国二十九年，湖南茶油产量统计显示，“平江9400担，浏阳34000担，醴陵12645担，攸县9200担，茶陵22000担，酃县11500担，汝城2600担，桂东7000担。”
　　
　　攸县辣椒即由徙居东乡的客家人从沿海引进，这一外来物种很快受到攸县人的青睐，成为县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菜肴，其种植面积和产量，历来为全省之首。1985年，种植1.7万亩，产辣椒2400吨，为全省五个出口辣椒基地县之一。
　　
　　客家人的徙入，随之而来的是“湘东大开发”。以炎陵为例，据《酃县志》载，明末全县耕地10.67万亩，其中水田10.27万亩，旱土4070亩。清顺治五年（1648）至十一年，县内连遭兵乱，疫病和自然灾害，人口大量死亡、流散，成片耕地荒芜。顺治末年和康熙元年至六年全县垦荒17741亩，平均每年垦荒近3000亩。至乾隆三十年，全县实在成熟田地塘及报垦升科（已到纳税期），共116800亩，人口也成倍增长。
　　
　　族学、书院数量众多，祖辈曾给学校“造纸”
　　
　　2015年4月8日，整整一天，浏阳市张坊镇上洪社区官冲组的王隆根在自家手工造纸的作坊里忙碌着。这个40多岁的男子，有条不紊地从一个约4平方米的纸槽里，用帘架从槽中一次次抄起，再用帘子将纸一张一张地揭放在一起。上午的5个小时，他一共抄出800张纸。下午，则要将这些纸一一焙干。
　　
　　在这个山腰上的村子里，曾经有60多户人家，都以造纸为生。据王隆根的父亲王鲁声回忆，祖上四代造纸，解放前主要造用于书写的“文化纸”，销往周边地区，“我祖父那个时候，给洞溪书院卖过很多纸。”
　　
　　洞溪书院，地处张坊镇上，由当地张氏族人兴建，后成为浏阳当地四大书院之一。据张氏族谱记载，张坊的张怀左生于清乾隆四十五年，其致富之路不得而知，他创建文昌阁及洞溪书院，总计捐献田地百亩，但事尚未做成，他死于道光二十七年。其妻陈氏，遵遗命，再捐出“店宇值万金”。事后，夫妇受到朝廷表彰——“奉旨旌表”。
　　
　　但在此前，张坊还有一个碧举书院。浏阳境内还设有文靖书院、南山书院、南台书院、狮山书院、文华书院等。据浏阳籍作家彭晓玲介绍，洞溪书院于公元1852年正式开馆，远近子弟纷纷聚集书院就读，竟使斋舍一时容纳不下。当时，乡人捐资非常踊跃，数年间共募得白银17000余两。到1861年，书院又捐入银25320两。
　　
　　实际上，湘东一带，书院很是常见。如醴陵渌江书院，炎陵有洣泉书院、梅冈书院，汝城的濂溪书院等。客家人最集中的炎陵，人们甚至认为“养子不读书等于养条牛，养女不读书等于养只猪”。士大夫“惟有读书高”的理念也为乡野村夫服膺。
　　
　　客家人为让子女受到教育，不只是家族办族学，也会联络多姓多族联合集资兴建规模较大的学校。清嘉庆二十一年，身为客家人的代理知县麦连提议，朱光贤、贾元贞、张朴庵等一同创建了一个书院，因县内客家人多为广东梅县迁入，故命名为梅冈书院。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多方资助下，书院的运营经费达到600余担谷。山长的月薪是每月160千文。考试第一名的学生，奖赏600文。
　　
　　炎陵客家人还与临近的茶陵、宁冈客家一道，于公元1840年在宁冈县城龙江河西岸集资修建了龙江书院，供湘赣边界山区客家子弟读书。至1903年，炎陵县沔渡镇的一批客家人兴建了新学学堂，设有修身、读经、地理、国文、体操等，为县内第一所现代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