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南县大通湖牛羊成群，在河滩上吃着嫩叶。图/陈敏捷（特约）)

　　在田野的希望里
　　
　　春天里，我们有理由说一说希望。
　　
　　操作本题的初念始于一月前，无数人回到乡村，诉说着不一样的返乡见闻。早已预见的是，不论乡村被如何争议，它注定会迅速冷清。不必说在乡村度过多少孩童时光，也无需声称在乡间行走多年，或都梦见过土屋前的老树长新芽，因为你终究成为了乡村的过客、外来的游者和故乡的陌生人。
　　
　　乡村总未是一个孤独的存在。以单一视野来看乡村，并不能很好地呈现乡村所在多元场景。说大一点，当今乡村处在城乡一体之中，说小一点，乡村是田野上的核心。那么，是希望的田野，还是田野的希望，这一问题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相似。只有当田野拥有了希望，田野方能称作希望的田野。
　　
　　拍摄春光、寻味野菜在眼下很时兴，但并不能让人真正地抵达田野。赤裸的田野才是真实的：变换了的植被、老房子毁亡后再以现代建筑技术加以复制、观景台和民俗场，以及都市人对田园生活的片刻感受，将终结所有都市带来的压迫。
　　
　　除希望迎来真正的抵达者之外，田野还希望有建筑师、音乐人、美食家、美术师，而不只是工匠。在此基础上，田野可供批判、评论，传统和未来不应敌对，这是更遥远的希望。
　　
　　对田野而言，它的希望不只是在春天才会被言说，而是什么时候都将存在。
　　
　　邹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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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安仁县稻田公园，油菜花成片开放。在老房子边农民们建起了新居。图/陈敏捷（特约）)

　　每一年春光遍布田野，人与土地的情感在悄然改变
　　
　　撰文/邹伯科 摄影/陈敏捷（特约）
　　
　　2015年3月3日，农历正月十三，郴州苏仙区栖凤渡镇正源村，村民们给耕牛系上红花，在田间点起鞭炮
　　
　　举行开耕仪式。各路媒体蜂拥而至。
　　
　　寻春，在眼下是一个热闹的群体话题。但无法凭一时热忱抵达真正的田野。当紫云英成为记忆，油菜花成为景点，稻田成为公园，农具成为藏物，田野不仅仅改变的是模样，还有其肌理，以及与人相处的关系。
　　
　　每一片田野上的春光不尽相同，每一个春天的田野也不一样。对于一辈子与田地打交道的人，他们不可能对此无知无觉。同为动物，耕牛与人的区别在于没有记忆力。它们每年耕作同样一片田野，但每天忘却它们昨日的耕作。如果人们抛弃对田野的记忆，那将与耕牛无异。
　　
　　田野的希望不在歌吟和呐喊中，它仍深埋在泥土里。
　　
　　“一年红花草，三年地脚好”，曾经的绿肥作物，变成了仅供欣赏的景观
　　
　　“以前种油菜的还要少，最多的还是草籽”，在安仁县永乐江镇排山村村民李世强眼里，这些都是老做法，尤其是稻田公园里的模样。所谓草籽，即紫云英，也称红花草，它是一种绿肥。当地人称，“一年红花草，三年地脚好”，紫云英能改变土壤墒情，是绿肥中的佳品，种出的水稻产量高，品质好。紫云英在春天里绽放，无异给田野铺开一层红绿相间的地毯。在此前，它已在田野里度过了一个秋冬。前年秋季，随着稻谷收割，紫云英被人们播撒于田间，再在寒冬里发芽生长，在初春开花，再被碾于田泥，献身作肥。
　　
　　上世纪80年代，“家家户户都种，后来基本上没有人种了，现在全村只有几个人在种了。”村民李世强感慨。30多年前，随着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化肥广泛应用，紫云英等绿肥逐渐让位于化肥。再到90年代，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农村劳动力明显减少，农民收割水稻后不再种植作物，冬季出现了大量闲田。
　　
　　这种改变直接影响是，田野的模样发生了变化。尽管在今天，随生态意识提升，某些地方开始重新种植紫云英等作为绿色肥料，但普遍情形是，用油菜花、紫云英装扮的田野大幅减少，它们更多的是龟缩在类似于稻田公园、油菜花基地，以标本形式成为一道景观。
　　
　　人们流连于大片油菜花、紫云英田边拍照，游玩，却依旧掩盖不住田野的荒芜。而三十年前它们遍野盛开，不过是寻常风景时，人们难以为之热情高涨。事实上，就在稻田公园周边，村民们并不乐意在这个季节下到田野里劳作。依赖现代耕作技术，人们也没有种植紫云英这类绿肥，而是任由田地里杂草丛生。甚至，有的田地已经荒废。
　　
　　在农耕年代，田野要保持湿润、软细，便于犁耕。因而即便是冬闲时分，人们也会注意给农田蓄水，以迎接春耕。相比之下，现今的很多农田要干涸得多。
　　
　　“把田地荒废了，不晓得现在的人怎么想的”，此番情景，在一些老人眼里，是难以理喻的。现年83岁的张立华，曾是作田的好把式，在30年前，每年3月初的开春时节就要下田犁地，正如老话所说，“泥深四蹄重，日暮两股酸”，老人对那时的犁田印象最深，“从17岁用牛，最早都是每年在春分边上就开始，天冷！那时的牛要披蓑衣！”
　　
　　实际上，老人的感叹里，不只是熟悉的田野远去。
　　
　　农具成为藏物，现代农耕机械提高了生产效率，却也疏远了人与土地的关系
　　
　　“按老做法，过年的时候，是要专门祭一下犁、耙这些东西的”，醴陵人杨若明多年一直收藏各种农具，在他的记忆里，每年除夕，讲究的作田人会祭拜一下农具。农具，在700年前被热衷研究农耕的王祯称为“太平风物”。按“太平风物”所言，农具理应是在乡间享有一点鲜光。它甚至曾以嫁妆的名义介入一个家庭的新生，是每户农家应有的物件。
　　
　　2011年5月26日，在枫林市乡马家冲马家坳田间，今年47岁的易平安，驾着不足两米长小耕机，半天就耕完了两亩田，“要是用牛，起码要搞三天，犁、耙、滚都不能少”，“光是耙，就有割耙、横田耙、溜耙”。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年始于春分的春耕，最初的步骤是犁田，犁是主角。据王祯《农书·垦耕篇》：“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阔狭不等，一犁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便。”现今所见的犁，其实在唐宋就已定型，为曲辕犁。共由十多个部件组成，犁鑱和犁壁是铁制的，其余的犁底、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等部件都是木制的。
　　
　　农具在湖南的渊源极深。上古传说，神农氏发明耒，后世因而认为耒山、耒水、耒阳都与神农氏有关。元代王祯《农书》说，“昔神农氏作耒耜，以教天下，后世因之。佃作农具虽多，皆以耒耜为始。”而在南宋，一位名叫曾之谨的耒阳县令写了一本叫《农器谱》的书。曾之谨所作，很大程度上是为其祖父曾止安《禾谱》的补充。可以说，曾之谨的《农器谱》是一部“禾器谱”。
　　
　　曾之谨没有想到的是，数百年后，他在《农器谱》里收录的农具已经成为展览的藏物。2004年5月，耒阳农耕文化博物馆建成，从数千件农具中筛选数百件加以陈列。在这之后，以农具这种身份普通、造价低廉的展品为主角的博物馆流行开来，如安仁的稻田公园设有展览农具、新化的紫鹊界梯田下也有农耕文化博物馆，甚至一些个人也乐此不疲，如醴陵市西山街道枫树塘的杨若明藏有数百件传统农具。
　　
　　“几乎没有年轻后生认得清它们是做什么的。我收藏这些东西，就是感觉以前的作田种地的日子已经远去了。算是一种怀念！”这是杨若明收藏农具的心里话，但不管人们如何珍藏老式农具，它们终究让位于现代农作机械。以耙为例，耙田在过去都是在春寒时节，通常得反复四五趟才能将犁出的泥土割烂，一亩田需要大半天的工夫。“耙功要是不行就割不烂草根，以后的杂草就多。再一个就是泥巴成块，秧苗根就难长进土，不耐旱、营养也不到，就会有干枯、虫害”。
　　
　　再如杨若明所收藏的“手滚子”，属过去比较先进的耘具，靠人推着走，把禾间的杂草除掉。手滚子，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滚轴，以禾间距为宽度，安以长柄。还有各种灌溉工具，以水车最为庞大，共有手车和脚车两种。水车均以人力驱动，由数十件木制链锁带动木片提水。
　　
　　以此看来，老式农具功劳不小，而现代化耕作机械的普及，使农民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失去了与土地最直接的联系。他们再不能像从前那样，最近距离认真地观察和研究脚下那片蕴含生机的大地。
　　
　　曲辕犁：唐代曲辕犁在我国古代农具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技术上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而且设计精巧，造型优美。即使在当代农具的设计中，曲辕犁仍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它的广泛推广，使中国在耕地农具方面达到了鼎盛时期，在技术上足足领先欧洲近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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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颈坳的年味---十五钢火烧龙，是湘西土家族、苗族五百年来的民间传统年俗活动，舞龙人为乡亲祈年驱邪，村里的年轻人喝了包谷烧酒，赤膊上阵举起自己制作的彩龙，在锣鼓鞭炮声中走街穿巷，戏龙者点燃火药竹筒，喷烧彩龙和舞龙人，年轻人施展浑身解数，沐浴钢火的洗礼，场面紧张又狂野，把湘西汉子的彪悍，勇敢表现得淋漓尽致。图/陈敏捷（特约）)

　　春耕将至，以欢乐之姿开启田野上的希望
　　
　　□撰文/邹伯科 摄影/陈敏捷（特约）
　　
　　继郴州苏仙区正源村斗火仙牛之后的第3天，2015年
　　
　　3月5日,常德石门县夹山镇汉丰村江家湾的人们开始了赛牛灯，湘西吉首的马颈坳举行了烧龙，古丈县古阳镇太坪村开始了跳马。
　　
　　元宵节里，这些花样百出的活动吸引了各方来客。这个节日更传统的主题是赏灯。据传，始于上古民众在乡间田野持火把驱赶虫兽，希望减轻虫害，祈祷获得好收成。从人类学的角度考量，会发现斗火仙牛、赛牛灯是人们在“牛图腾”之下农耕初始之时的欢喜祈愿，烧龙则是希望风调雨顺、灌溉得利，至于跳马，它的压轴戏是审判“官老爷”，流露出乡民对政治清明的希望与渴求。
　　
　　在传统的田野上，以一年的劳作休息来看，元宵处在一个节点上，它是新春节庆的结束，堪称狂欢的落幕日，也是春耕的开始，属希望的开端。
　　
　　田野上的火仙牛、赛牛灯，充满对耕牛的敬重之情
　　
　　2015年3月3日，元宵节的前两天，位于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的正源村，人们聚集在一起，村民王国泰在正源村的祠堂，和其他人一道忙活着分拣稻草、扎草绳、编织牛头牛身、插香火。他们一共编织了8头大小不一的火仙牛。
　　
　　等到夜晚，村民们点燃火仙牛身上的香火，简单仪式过后，便开始斗火仙牛。一头头身上发着火光的火仙牛，沿着池塘边缓缓走向田间。
　　
　　村民王小青介绍说，斗火仙牛源于明朝嘉靖年间。相传当时的正源村经常有猛兽出没，伤及人畜。有一年正月十五，一头耕牛救下一名牧童后，却被村民误杀。在得知真相后，村民决定以斗火仙牛纪念它。
　　
　　在传统农耕时代里，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作为耕种的动力
　　
　　被额外保护。初春耕作时，要加披牛蓑衣，喂食豆浆等。王小青还说，以前杀牛是很难想象的事情，“谁杀了牛，要坐班房”。
　　
　　之后的3月5日，石门县夹山镇汉丰村江家湾社区村民像往年一样，开始赛牛灯。据当地村民组织者之一的贺强介绍，赛牛灯始于明代，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每年的元宵节，天黑以后，家家户户都要在牛栏里，点燃一种特制的“油香”，然后来到自家农田的田野上，沿着田野，每隔一步插一支，一直插向远方，以祈求上天保佑自家的耕牛一年到头平平安安，祈求五谷丰登。
　　
　　与过去不同的是，现今的耕牛少了，蜡烛代替了以前的“油香”。不过，那些立在初春田野上的烛光，照亮的，依旧是村民对田野不变的希望。
　　
　　烧完龙后，龙王爷回到东海老家，“就该安心生产了”
　　
　　相比石门赛牛灯的烛光摇曳，湘西的一些地方在元宵夜要粗暴猛烈得多。
　　
　　3月5日晚，当海子从马颈坳镇回到吉首市的家中，已是后半夜，他的头发被烧去一大块，裤子散发着烧焦了的气味，他的老婆甚至说，他的身上有一股烤肉的味道。这一天晚上，海子参加了马颈坳一年一度的烧龙。
　　
　　类似的烧龙，还存在于吉首周边的河溪等地。这些地方，每年正月初三就开始“玩龙”，直至正月十五。期间，各个村寨都组织有自己的“龙队”，每年正月十五，被定为“烧龙日”。到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龙灯也完成了它的使命，人们举行一个独特的龙灯“告别”仪式——烧龙，在竹筒里灌满烟花火药，在最后一次舞龙的过程中，把它烧掉。像海子一样，舞龙的人们仅身着短裤，身涂植物油（火星掉在身上易滑落），喝酒御寒，赤膊上阵，浴火舞龙。
　　
　　由当地人扎制的彩龙身上装满烟火，一群青壮男子托举，点火烧龙时，伴随锣鼓声，爆竹声，彩龙腾跃飞舞，口吐火球，身喷烟火，极为壮观。而舞龙者在烟火映照之下，全身红光发亮。他们既不怕冷，更不怕在头顶上喷射的火花。有的火花筒时常发生爆炸，场面热闹，刺激惊险。
　　
　　据吉首大学体育系教授龙配林介绍，烧龙，按民间说法是新年过完了，龙王爷祝贺完了新年之后就要“下东海归老家”了，只有把纸扎的龙烧了才能让龙王爷顺利地回家。而在当地老人看来，过年后热闹一段时间，烧完龙后，告诉人们“玩够了，就该安心生产了”。
　　
　　与吉首马颈坳等地烧龙相似，在新田县的一些方也有“送灾”的做法。人们在游完龙灯后，将其付之一炬，意为送走灾荒。
　　
　　在跳马舞的压轴戏里，不问民生疾苦的“老爷”在烈火中焚毁成灰
　　
　　古丈县古阳镇太坪村的鲁德军前段时间极为忙碌，他是当地“跳马舞”传承人。这种传统舞蹈在春节后第一个马日进行，向土地庙中的土地菩萨许愿，有许马、择日、扎马、操旗、调年、驾马、谢可乐、出马、祭神、跳马、烧马、抬老爷、问老爷、烧老爷等内容。土家人认为马是最宝贵的礼物，唯有马才能充当祭品。
　　
　　早在2013年8月6日下午，鲁德军在其家里，穿上祖传的龙凤袍，手摇铜铃，向我们演示过跳马舞。当地民俗专家伍秉纯称，在苗族聚集的当地，跳马舞古已有之，专门用以祭祀土地神。当地人“扎马数匹，全身糊以黑白黄纸，外加粉饰，如马一般”，再以一人身穿入孔内，以骑马姿态作赛跑，形如跳马。这是堪称大型的文艺会演，据《古丈县志》记载，一场跳马耗资巨大，有时需二三十年才会举办一次。一场跳马包含环节众多，可以持续三天三夜，以跳马的场面最为壮观、气氛最为热烈。
　　
　　然而，村民跳马之意不在马，而在收成。比如在跳马之前的“调年”，会有人演示插秧、打谷，“意思是要这一年顺畅、风雨调和”，太坪村支书向心善解释道。
　　
　　在跳马舞的众多环节中，压轴戏被放到了最后，那是一个群情激奋的场景。人们用竹子扎一乘敞篷大轿，并精心制作如真人一般大小的官吏，头戴乌纱帽，身穿长袍，端坐轿中。一人充当百姓代表与老爷对话，另一人模仿老爷腔调作答。
　　
　　问：“有天灾，今年收成好不好？有地痞恶霸，你管不管？”答：“这些小事不必我管”。再问：“寨子上牛吃麦子马吃荞你管不管？”
　　
　　答：“这些区区小事我当官的都管，还怎么做事？”
　　
　　众人开始激动。再问，答复依旧。喊打声渐起，老爷随后被人们用乌梢鞭抽打。之后，又审问一遍，老爷还是不改口，众人怒不可遏，齐声喊道：“把他用火烧了！”老爷随即在熊熊烈火中焚毁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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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吉小学，从学前班，到2年级。72个孩子，一个固定的当地教师，3个来自祖国各地的义务支教老师。学校有免费的午餐。)

(幸福满满，炉火旺旺。)

(石苍英种了2亩多地的黄金一号，采了三天茶，9.7斤卖了700多元。)

(草药“七叶一枝花”的根。)

(湘西保靖夯沙乡，春意盎然。)

(给合作社开荒种茶的大妈们，每天早上7点前出门下午5点回家。)

　　春天，重返夯吉，一千个人一千个希望
　　
　　□撰文/邹伯科 摄影/陈敏捷
　　
　　一年后，重访夯吉。这个湘西的寨子似乎与一年前没有多少变化。
　　
　　2015年3月13日下午，见到46岁的龙小红时，她正在自家的水田，查看蓄水是否稳当。一年前，她用背篓负着数十斤重的石头，走过1里多的山路，去修复被水冲毁的田堤，“家里只有两亩田了，不修好太惜了”。
　　
　　她所在的夯吉村，位于湘西保靖夯沙乡的吕洞山下。村寨面积约12平方千米，在共有的400户中，除3户向姓、10户石姓、2户洪姓外，都是龙姓和张姓。张姓的15世祖曾因官府追逼，沿溪河逃难至夯吉，后与寨内一龙姓姑娘结为夫妻，其后人至今有800人。约300年前，村寨进行过一次整体迁移，沿溪河往上2里处。在耕地稀缺的环境中，随人口增长，人们只能沿着溪河迁移，在这一封闭的田野里另谋出路。
　　
　　在眼下这个初春，全寨1857人中，除530人在外打工、工作等，200个孩子在夯沙乡上学，1000多人生活在这个村寨里。1000个人有1000个希望。一年前，龙小红希望把毁坏的水田修好，多收点粮食，龙金德则是把房子修好，梁爱英想多采些茶叶，龙美霞希望奶奶身体健康，龙华爱要多陪一陪女儿，龙金四计划再与老情人相会。
　　
　　一年后的今天，尽管他们的希望都已实现，但在外人眼里，现今的夯吉与一年前相比变化并不大。前去夯吉的外人，多数只会观玩别致的景观和新奇的民俗。而在寨人心里，他们不一定会有太大的梦想，只求一点点心愿，对于收入、教育、健康、家庭的改观。这正是一个乡村的活力所在。
　　
　　从去年的茶叶合作社，到今年的茶王争霸赛，都是想多一点收入
　　
　　“要用糯米、黏米磨成粉，再和在一起，还要加野葱、腊肉和蒿菜”，在夯沙乡夯吉村，2015年3月14日，52岁的梁爱英是个做社饭的里手。在凤凰古城等湘西景点，社饭被当作一种特产叫卖，食客不少，但若问及社饭有什么来头，很少有人知道它原是在春社时供奉给土地神的。社饭通常在春社之时，由村民盛于土地庙前，并烧香供奉。春社是在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正是春回大地，将要开耕之季。将社饭敬供土地神，是为了祈求这一年有个好收成。
　　
　　大约一周前，79岁的龙承汤就开始了往年一样的劳作，他的这头黄牛已有11岁，堪称寨里的功勋耕牛。大约8年前，夯吉共有20头黄牛，那是属于耕牛的农作年代。2000年之后，绝大多数乡村都已进入机械农耕时代。显然，夯吉的现代农业起步要慢一些。这是因夯吉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尽管离吉首只有30公里路程，但因处在吕洞山腹地，寨中除少数因婚嫁过来属汉族、土家族外，全村基本上均为苗族，在村民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约70%以上的人，从未到过保靖县城或不知道保靖县城在哪个方向，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老人说不好或根本不懂某些普通话。
　　
　　在随后的时间里，“种田的人少了，田地也荒了不少”，耕牛逐渐减少至现在的5头。龙承汤家的田地处在全寨水田的黄多地段，这里有约50丘水田、近200亩面积。整个夯吉有稻田1170亩，旱地350亩，林地7000亩，另有新近几年开发的茶场3000亩。在以前，最远的田地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人们下田里做事，早上出门要带干粮的，那些不便耕作的田地现在基本上荒掉了，或是变成了林地。像很多乡村一样，老式农具在此也遭到冷落，收稻谷必须用的打谷桶，现在也不多见了。
　　
　　对此，保靖县文联作家彭学东深有感触，数年来，他长期驻守在夯吉，深知寨民自古以来靠稻耕为生，在寨中两叉河有一个名叫仡秾粑的山相当于神农山，“仡秾粑”的意思是糯米粑粑山，苗族作为最古老的稻耕民族，最先成为苗族先民们食物的就是糯谷”。但是，“我们都要适应变化，谁不希望日子过得好起来”，2015年3月中旬，彭学东像往年一样在夯吉村活动中心住了下来，此时的夯吉飘满茶香。
　　
　　“做梦都没想到，一下子成了保靖首个黄金茶茶王。”龙开平是夯吉村村主任，家中除了前些年开发的数亩茶园外，家中还有一些老茶树。3月16日，这位善于钻营的苗家汉子一下子成为了明星，他在首届保靖黄金茶“茶王”争霸赛拿到了茶王的称号。不过，让龙开平最兴奋的是，夯吉村在整个保靖县黄金茶区的竞赛中拿到了第一名。
　　
　　夯吉的本义为“飘满茶香的峡谷”，当地有明清时期的古茶树，据传曾一度为皇宫进供茶品，号称一两黄金一两茶，以此得名黄金茶。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夯吉大力种植茶叶。一年前的3月18日深夜，村支书龙承道带着几个人制出当年第一道新茶，无比兴奋，甚至将已熟睡的人拉起来品尝。当时，村里的茶叶合作社刚刚成立，大伙都希望茶叶带来好的收成。一年后的今天，当地为了把茶叶的名气推出去，搞了“茶王”争霸赛，依旧是同样的希望，想让茶叶的收入更多一些。
　　
　　“同样的田地，种茶的收入是种水稻的5倍”，村支书龙承道一直劝说寨人加大茶叶的种植，他认为带着大家把经济搞上去，才算是做了点实实在在的事情。不过，也有人不认同他的做法。57岁的龙光平被家人视为一个固执的人，“大约是6年前，有人要承包我的土地搞茶叶，先不说1亩100块钱的价太低，价再高，我也不想把自己的土地轻易给别人”。龙光平说出这番话时底气十足，他自称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
　　
　　寨子的班车司机，拉过央视记者，也拉过前来支教的志愿者
　　
　　“很多人还是老传统做法，硬是要多生两个”，龙光平在2004年曾代理夯吉村主任一年，当时的村支书、主任因寨中超生问题被撤。在这之后，他主动辞去村干部的职务，因为当时村里没有经费，“那一点点钱，乡干部下来吃两顿饭就吃光了，哪里像现在啊？”
　　
　　龙光平一直后悔当初没有让两个儿子读更多的书，找到更好的工作，他当年不做村干部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两个儿子那时都尚未成家，得多挣一些钱。龙光平营生的门道是开车，自从1997年夯沙到吉首的公路修通、1998年连通夯吉到夯沙的公路开始，他手里开过的车有2辆拖拉机、3辆农用车、3辆货车、1辆面包车，车里搭乘的有铺路盖房的材料、种田种地的肥料、从外地引进的茶苗、去夯沙赶场的老人、放假回寨的孩子。尽管现今夯吉共5辆面包车跑客运，但作为全寨操持这门营生最早的人，龙光平凭着资历深、信誉好，乐意乘坐他车的人要多一些，一个月可以收入3000元。
　　
　　2015年3月12日清早，龙光平像往常一样坐在家门口等前往搭乘的寨人。有人问他，开了这么多年的车，为何还要这么累，不去享福？寨人都知道，龙光平的两个儿子都已成家，一直在保靖县城打拼，算是城里人了。龙光平并没有回答，他只是微笑着点了一根烟。随后，发动了车子，将5名搭乘的客人送往吉首。这样的日子与一年前没有多少变化，天冷的时候，早上七点半出发，晚上六点半回；到天热时，则是早上六点半发车，晚上不一定会回来，在吉首拉几个客。
　　
　　“哪里有什么福享啊”，当日夜里10点，龙光平和几个人聚在一起，几杯酒过后，他和大家说起了家事。两个儿子成家后各自生了一个男孩，他们把孩子都带在身边，在县城上学，各种开销不小。拥有两个孙子的龙光平让他人羡慕不已，但他深知儿子的负担重，特意让老伴去到县城帮着儿子们抚养孙子，希望给自己和老伴挣点养老的钱，让两个孙子得到更好的抚养和教育。
　　
　　自称见过世面的龙光平，在其开车进出村寨的这些年里，印象较深的是那些去到外面读书的孩子，“寨里读大学的有20多个了，有一个读北大的孩子，现在保密单位”，“第一年送他们出去，跟村里的孩子没什么两样，第二、第三年，读了书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开口讲话都不一样”，最重要的是，“人家毕业后工作了，一年一个变化”，最后，几个上了大学的孩子再也不需搭乘龙光平的车，他们自己买了车。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龙光平从吉首拉了几个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到夯吉，他一路上向他们讲寨子里的孩子苦，连个像样的学校都没有。大约4年前，龙光平的乘客里又有了远方来客，他们是前来夯吉支援教学的志愿者。夯吉小学的教学楼是建于2000年的一个援助项目。虽为小学，但在8年前时只设有幼儿园和一、二年级三个班，共计72个孩子，4位老师，除校长外，其余都是支教志愿者。
　　
　　相比之下，夯沙乡学校有700多个孩子，50多名老师都是正式教师。据夯沙乡学校校长石刚介绍，当地教师不乐意到夯吉小学，是因为“在乡镇上，人的发展更好，接触面更广，空间更大”。
　　
　　面对简陋的教学条件，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已经将孩子送到外地上学。一个月前的春节，有几个孩子乘坐龙光平的车回到夯吉，这些孩子在外面上小学5年了，龙光平根本就不认得。
　　
　　水平有限的村卫生室和“巴代雄”，都未获得村民的信赖
　　
　　“我最挂念的是奶奶的身体，过年的时候在家里多陪了几天”，22岁的龙美霞在长沙五一路服装商城上班。3月中旬，这位打扮时尚的女孩走在寨子里，特别显眼。
　　
　　一年前，70多岁的奶奶生病了，她特意赶回家里照看老人。和寨里很多老人一样，龙美霞的奶奶平常一人生活，为外出打工的小儿子看家，并且照顾上小学的孙儿。对偶有疾病的老人而言，春暖花开的季节无异于又是一次新的生命旅程，她挺过了寒冷的冬季，“这一世不知道还能过几年，要是没病没痛就好”。
　　
　　关于寨人的疾病与健康，61岁的龙果贺最为清楚。他是夯吉村的医生，在家办了村卫生室。3月13日下午，一位老人带着6岁的孙子来到龙果贺家，“现在这种感冒发烧的小孩基本上每天都有，打一下针，开点药”。随后前来的还有40岁的龙青山，他也是感冒了。一阵忙碌过后，龙果贺告诉我们，现在的生意不太好，“以前每一个人每年可以报40元的医药费，现在不报了，来看病的就少了。”
　　
　　去龙果贺家看病的人不多，一是因为遇上偶尔感冒之类的小病，人们不会轻易就医，二是龙果贺的卫生室治不了大病。龙光平跑车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某次后半夜拉着寨里的一位产妇去吉首，以及一个5岁发高烧的孩子去夯沙抢救，当时情况都十分危急。此外，一个实例是，寨人张西化的女儿患有先天性发声障碍，人们认为是其母怀孕期间医治不慎所致。
　　
　　除了水平有限的村卫生室，村民医病另一个去处是法师龙金应家。他被称为巴代雄，即巫师，除施巫术外，还会治一些疑难杂症。龙金应曾是赤脚医生，至保靖学医术，他自称，“治癫痫病、肾结石、黄疸性肝炎是专长”。他家的正厅上方挂有各式神符，家中的数十个瓶罐装有各种草药。2015年3月12日，龙金应像往年一样，到夯吉周边的山上采草药，“这个季节，最好的药是‘七叶一枝花’”。它是一种医治蛇伤的草药。
　　
　　寨人在山间劳作，除跌打损伤外，蛇伤是一主要伤病，当地山间五步蛇、银环蛇等毒蛇众多。多年来，寨中约有6人死于蛇毒，以五步蛇为主。龙金应曾两次被另一种毒蛇烙铁头咬伤，他的三个儿子也都遭蛇咬。蛇伤通常以草药治，如银环蛇毒，得用七八种草药，视毒性及咬伤部位不同，“一般要两三天才好，严重一些的要半个多月”。
　　
　　多数情况下，寨人会请龙金应医治一些疑难疾病，但这并不代表人们更信赖他所运用的传统医术。谈到这一点，他露出几分无奈，“他们最开始还是会找西医，只有等到西医治不好了才来找我，根本就是不相信我嘛！”
　　
　　龙果贺的生意冷清，龙金应遭遇不信任，并不是西医与传统医术之间竞争，而是寨人在医疗条件有限之下的无奈之举。对于身体问题，这里的人们只有在病情告急时才会重视。日常的劳作生活里，他们一直相信自己是健康、壮实的，正如73岁的张祖贵，每天清晨都会操练一下耙术，而龙承道则精通各种以农具为器械的套路。
　　
　　村子里，单身的龙美霞还是单着，而一年前打算离婚的龙童生显然恢复了元气
　　
　　“去年没搞成，今年一定要来啊！我一直记得你这个兄弟”，3月14日深夜，我接到龙金四的电话，他的话里散着浓烈的酒香。一年前，即2014年3月29日，龙金四再三挽留我，和他一同在4月5日前去十字坪寨参与那里的挑葱会，他甚至把手机拿出来，要给我邀一个对歌的人。
　　
　　所谓挑葱会，相当于夯吉一带的相亲大会。开春时节，类似的活动还有很多，比如边边场，浓郁的荷尔蒙气息让村寨的春天暗藏欲念的萌动。如龙金德所说，“带着手电，玩通宵”。龙金四则称，“有头次见面就好上了的，也有今天在这个寨子玩，明天到那个寨子玩的啊”。
　　
　　只不过，这些曾经的狂欢现今只属于中老年人的怀旧专场，和外人的游玩项目。一年前，我们在夯吉遇到龙美霞，这位20岁出头的姑娘身材高挑，面容俏丽，但“回来就不敢化妆了，怕村里人说闲话”。2015年的春节，她再一次遭到家人催促结婚。这个春节，夯吉共有5对新人举行了婚礼。这令龙美霞的父母很是着急，但她的想法和一年前没有变化，“不想这么早结婚，要找一个不是寨子里的”。
　　
　　据村支书龙承道介绍，近十年来，自吉首、衡阳等地嫁入夯吉的女子约有40个。她们大部分都是在外打工时与丈夫结识。这一趋势在近五年来越发明显。随着交通的改变，年轻人唱歌、聚会、交友已是常态。
　　
　　一年前的一个夜晚，在龙承道家做客，他曾当场在电话里与外地陌生女子对歌，一展往昔边边场上情歌王子风采。当时没有人知道，他的好客和热情中，暗含忧心。龙承道26岁的儿子龙童生当时将办理离婚手续，虽有一个7岁的女儿、一个5岁的儿子，但日子还是过不下去了。在一个喝醉的深夜，龙童生把将要离婚一事告诉我，特意叮嘱，不要让他哥们知道，否则会很没有面子。而这个小伙子说的另一句话让人心存不安，“她嫌我挣得太少，我也不想再成家，一个人过算了，不想再伤害别人”。我一直想让龙承道知道他儿子的内心处境，但最终未能如愿。
　　
　　一年后，3月13日，再见龙童生时，他正在打电话忙于茶叶的销售。过去的一年里，他没有再去到上海打工，只专注茶叶经营，收入尚可。龙童生的婚姻到底怎么样了，真的离婚了，单身，或又重新娶了老婆？我没有问，但他显然比以前神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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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顺县大坝乡双凤村，村民们在举行摆手舞前的祭祀活动。图/卢七星（特约）)

(山里的水利建设一天天完善，石墩桥在湘西最普遍。)

　　乡村不是孤独的存在它的气质也决定了城市的气质
　　
　　□撰文/邹伯科 摄影/陈敏捷（特约）
　　
　　每至农历年末，乡村总会被人们拿来作谈资，最后的结局都是复归寂静。它之所以总在年末成为例行公共话题，是因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乡村。有人说，根本就没有可以归去的乡村，它从未有所谓的黄金时代，从来只是文人臆造的美好；有人则会高歌乡村的美好；有人则晓得乡村的艰辛、田野上的汗水如何滴进泥土。
　　
　　在被各式的复杂文本和错乱感情遮蔽后，乡村所在的田野显现出漫画式的景观——变换了的田野植被、毁掉的传统建筑又以现代建筑技术加以复制、观光景点和玩乐民俗……但哪怕是即刻的田园生活，似乎也能终结所有都市压迫。
　　
　　事实上，都市不是文明的代名词，田野也并非诗意的栖息地。也可以说，当田野被人们盛满诗意，并不表示都市丢掉了文明。田野的漫画式景观也可被视为城市化进程的基础。从这一点看，不管在少有真正都市生活的古代，还是此前的城市化猛进的30年，或提倡城乡一体的当今，以单一视角来看乡村，并不能很好地呈现乡村所在多元场景。乡村从未是一个孤独的存在。甚至可以认为，在以城市建设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什么样的乡村决定于建造怎样的城市。田野的希望不只由其身滋生，它也不会破灭，只会被改造。
　　
　　凋敝或簇新的村庄，都出现在城镇化的路程上
　　
　　“现在过年，都不能到父母的坟上拜年了”，2015年2月19日上午，居住在醴陵市枫林市乡马家冲村的朱东生眼里暗含泪光。数年前，这位71岁的老汉从十里外的樟仙岭林场老家搬出。在那里，近10户朱姓人家组成了一个封闭的自然村落。由于交通不便等因素，人们或进了城，或搬至山外。大约8年前，最后一户人家也搬离了出来，村落随即荒废。
　　
　　而新农村建设正在进行。在保靖县夯沙乡夯吉村，全村400多栋老式木房子中，近10栋高大的砖瓦房特别显眼。位于通道县的坪坦村，所有房屋被统一穿衣戴帽，披挂上深色木片和加盖旧式瓦顶。
　　
　　约一年前，湖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的田野调查结果表明，在长江、黄河流域，颇具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2004年总数为9707个，到2010年锐减至5709个。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称，过去十年，中国总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每一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自2012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共命名两批1561个中国传统村落，并从中遴选出270个传统村落实施重点保护。据湖南省文物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省普查登记古村落251处，张家界市石堰坪村、怀化市高椅村、湘西自治州双凤村等被列入国家文物局首批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名单。而整个湖南省共有不少于3万个村落，得到保护的村落堪称微量。
　　
　　城镇化进程中，更多的村落面临毁坏与消失的命运。长满荒草，或者被人工整容的村庄，它们呈现的共同背景是，现代化、城镇化，或新农村建设。搬出深山村落的人渴望交通便利，在夯吉建造砖瓦房的人希望居住舒服，司城村、坪坦村则期待招揽游客。这其中，关于现代乡村的建设，多数是强调一种对未来乡村世界的整体幻想，这种幻想又始终夹杂着对于历史情调的怀念以及规划者、游客、文人、大众观点之间的矛盾，使其长期处在一种紊乱之中。
　　
　　事实上，对乡村经济发展如何被吸纳到乡村建设运动之中的关注，并非是去指责乡村的落后，也不是去反对城镇化进程，它也不应被看作是指责，或者幻象。正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罗杨所说，“传统村落本身是逆城镇化的，所以做起来特别难。因为人是往高处走的，如果乡村不能提供令人舒适的生活，年轻人可能就会选择背井离乡。所以现在有的地方‘空巢’现象特别严重。年轻人都出去了，家里剩下的只是老人和孩子。”
　　
　　无论乡村失去了什么，留存了什么，都很难否定它的宜人和友好
　　
　　乡村有传统建筑，但没有乡村建筑师；乡村有老式戏曲，但没有乡村音乐；乡村有各种纯正食材，但无乡村美食家；乡村里有土制烧酒，但不见酒吧；乡村有族谱旧事，但无历史学家。
　　
　　“他当时根本没搭理这事，就说喝酒喝酒”，在老司城所在永顺老司村，曾经在此的一队施工人马，将村里原来的青石板路掀掉，铺上水泥路。湖南省文物局专家谢武经当时对此很不认同，他甚至当面对主导此事的官员提出不同意见，但未采纳。之后不久，未知何故，水泥路被挖掉，重新铺上了鹅卵石。
　　
　　如果没有老司城，这里将是一个外人罕至的山村，与湘西山区的普通山村无异。新修的水泥路，再对陈旧的木房子穿衣戴帽，涂抹上鲜亮的原木色，这是当年那位主事官员的规划。在对乡村的建设中，主事者的救世主热忱气质四处弥漫。那是一种结束旧世界，开创新纪元的急切心情，它起到了一种将思维变形的作用。而在建筑规则中，空间是崇高的，自然空间远比任何理论化和结构化的空间更加崇高。
　　
　　2014年8月9日早，在进入双凤村的山路上遇到82岁的彭英衡。他和老伴从清早步行两小时到山下测量血压后，艰难上山回村。当日下午，一队自长沙而来的游客进村后，80多岁的田仁信领着村人跳起了摆手舞，约有20块钱的收入。在土家第一村的这一面目下，这些或许都非游客所知。人们不知道的还有，这里的摆手舞以前只是在大年初三才开始跳，而非像现在随时表演。祭祀活动中已经没了“梯玛”，表演所穿的民族服装都是县里配发的，这些从流水线下来的服装式样不分男女老幼，蓝色衣料，袖边、裤边、对襟处都镶有机织的一寸宽的花边，脚穿布鞋。——毫无疑问，这些都不是过去的传统，而是发明的传统。
　　
　　当“到此一游”的人们在摆手堂前燃起篝火，那注定是一团虚荣的篝火。在当今的田野上，随处可见的民俗盛会、表演观光、写生采风，貌似旅游的火热，实则民俗的滥用、文化的伪盛。无论是文人，还是游客，何不脱掉文化的外衣，回复至田野上的本初，看一看乡村里的平常日子。
　　
　　在双凤村跳摆手舞的表演者，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多在永顺县城打工，他们会被临时拉回表演一番。他们生在乡村，打拼于都市，游荡于都市与乡村之间，也游荡于今天如何和明天怎样的希望之间。在他们的身上，依稀可以看到乡村的沉寂与活力。
　　
　　无论乡村保留了什么，消失了什么，都很难否定它的宜人和友好。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有希望的田野是一个可以批判、评论的田野，传统和未来向来都不应是敌对的。正如双凤村的摆手堂，这一个建筑和精神上的双重地标，50多年来几经毁建，当经历了将神话从前门扫出去的大众运动后，神话依然暗中潜渡回来，摆手堂所代表的图腾事物依然拒绝离开。人们可以呼唤理性，然而，无论理性高度如何，乡愁的东西总是挥之不去，它给自己罩上了一层新的伪装。这或许正是田野上的希望所在，因为没有了挂念，就无从有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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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时节，新化县奉家镇紫雀界的农户开始整理稻田，灌满水的梯田在阳光的折射下，异常美丽。)

　　不管乡村是否热闹，田野终究是冷清了起来
　　
　　撰文/邹伯科 摄影/陈敏捷（特约）
　　
　　“我今年绝对不会打牌，每个月发的工资都要存起来”，2015年3月5日中午，32岁的宋志宏在株洲乡下的家中态度诚恳地向其母亲说道，随即拎起行李包踏上了赶往深圳的打工之路。在母亲眼里，这是一个操碎了心的儿子，他有过两次婚姻，现今单身。家里盖房子需要一大笔资金，但是宋志宏在外打工10多年，从未积蓄过多少钱，辛苦打工所得的钱基本上用于吃喝、打牌。
　　
　　实际上，宋志宏不一定要南下深圳，他所在的乡村有不错的挣钱机会，家中长辈一直希望他留在家里从事诸如苗木、种植等。为何一定要去外面打工？宋志宏的解释是，在外面习惯了。言下之意是，在家里已经不习惯，或者说，在田野上的营生对他如同陌世。
　　
　　这是时下乡村的情景。在外闯荡的人们回来度春节，村里短时间里热闹起来，几天后，人们又去到外面，村里重归清静。没有人注意到，田野遭到了冷落。不管乡村是否热闹，田野终究是冷清了起来。如果要仔细地打量一下属于田野的初春，在现今，只能拼贴，非此不可。
　　
　　在老农记忆中，初春的田野是忙碌的
　　
　　邹培喜（醴陵人，农民）
　　
　　立春雨水到，早起晚睡觉。春雷响，万物长。过了惊蛰节，春耕不能歇。清明播种，谷雨下泥。种好稻好，爹好崽好。秧好半年稻。这都古话，上辈子传下来的。
　　
　　搞杂交稻之前，我家每年都作“湖北早”和“三叶齐”，一亩最多时有600斤，饭也好呷。但那时每年都要留种，种谷最容易烂就是在春上，要“三凉三开”反复浸泡来催芽，稍不小心就会烂掉。我爹建龙公在世时，每年春上都要祭社神。社神就是土地神，专管秧田。时间大约是清明前后，要三张纸包三根香，再加一张红纸插在秧田头前，口里要念“三张烧纸三根香，田鸡蛤蟆来育秧”。种谷下田前，还要敬“五谷神”。在堂屋摆桌子，上米酒、三牲，用纸包三炷香插在秧田的水口上，在秧田田基上每隔两米远摆一张烧纸，意思是将秧瘟挡住。通常还要请出秧田菩萨，多是用稻草织成的样子，要蛮高大、手拿长竹条，有的地主屋里还用桃木雕的，漆成血红色。秧田菩萨立好后，鸟、鸡鸭都很少来。
　　
　　易理熬（新化人，农民）
　　
　　老规矩是“牛歇谷雨人歇社”，谷雨是牛生日。从立春到谷雨耕
　　
　　地的天气多有雨水、还有倒春寒，牛是蛮吃累的。到了谷雨，就要让牛休息。这一天，烧草药水给牛洗澡，一般是喂甜酒和鸡蛋给牛吃。还要搞三牲、黄花菜、南粉、木耳做成“三斋饭”祭牛王菩萨。但是这一天人不能休息。谷雨一到，雨水要多，种谷下田，作禾人就要挖岸田，也就是坡顶上的旱田。把田基修好、筑高来蓄雨水。在搞杂交稻之前，没有哪一家不要整旱田的，不然吃饭就会有问题。
　　
　　宋木清（株洲人，农民）
　　
　　插秧季节，村里还有“青苗社”，请猛将菩萨做道场，抬猛将菩萨游农。不少地方都有八蜡庙、虫王庙和刘猛将庙。其实是个菩萨，都是虫王刘猛将军。正月十三是刘猛将生日。人们抬着刘猛将神像，敲锣打鼓，走得飞快，送猛将，都说这样能赶走蝗虫。猛将菩萨白脸、白袍，也叫白袍将军，另一说法是可以吃蝗虫。一旦出现蝗虫，全村出动，将猛将菩萨抬到田里。前面的人只敲锣，不说话；有两人扛行牌，要路人回避；中间是猛将菩萨，后边是举旗的，吹喇叭打鼓。在稻田里绕行，到的地方插一面三角旗，田主都要上烟感谢。
　　
　　多作几亩田，希望把欠的账还清了
　　
　　邓世存（炎陵人，农民）
　　
　　当时的情况就是大搞水利，人定胜天，以前的啥子龙王庙全部打掉。后来就在村尾上修了水库，村里的田地一下子翻了倍，再也不要抢水了。不过，到了最近这些年，不只是落雨少，就是田间的沟渠灌道也是不好。现今的引水渠多处毁坏、淤塞严重，又遭少雨年份，老鸭坡水库有十个涵，平常是一个涵往下放水，就是连起来几十天不落雨，这个涵也是日夜放水，没人管啊！
　　
　　龙玉枚（保靖人，退休公务员）
　　
　　我今年55岁了，在乡政府工作30年、每月有着3000块退休金，基本上不愁吃穿。但每年还是会种田，人还是要多劳动啊。我一般都会带着老伴一起下田里做事，不要小看她，干起事来不比我差。在我们夯吉村，田地少，很多都是梯田，所以都是靠天吃饭，一受旱灾，
　　
　　收成就少得很。一到天旱，我们就以为是龙王作怪不下雨，要捉拿龙王的子孙儿女来逼龙王下雨，这就是拿龙求雨。一般只要是能走路的人都必须参加。在拿龙洞口，法师用雄鸡头血敬神，只要洞中任何一种生物上到红布上，就算捉拿龙王儿女成功。要是下雨了，就得感谢龙王降雨，并将洞中拿来的生灵放生。下雨当晚，全寨屋前都须挂一对枞油灯以示庆贺拿龙求雨成功。
　　
　　宋余勇（益阳人，农民）
　　
　　我家有几个好劳力，今年要作10亩多田。有一些田是别人不种，交给我家来种的。现在种田的政策不错，主要是看你吃不吃得苦。别人是种单季稻，我还要种双季稻。没有水就用水泵抽水，犁田耕地全部用机子打田，以前学的用牛功夫根本就没用，插秧也不要搞麻烦的，全部搞直接播种。希望能挣几万块，把前年盖房子欠别人的账还清了。
　　
　　离开田地后，故乡的初春是湿润的
　　
　　杨若明（醴陵人，农具藏家）
　　
　　大约是在九十年代就开始收集以前的农具，不少都是从江西萍乡、浏阳、株洲等地弄来的。收上来时，很多东西都破损得厉害。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何要这些旧东西，但有人看到它们晓得作田、吃饭原来很不简单，又觉得有意义。手滚子是用手推着在禾间擂草的。它宽有一尺四，是解放前用的。那时插秧间距宽，头禾要熟前再在禾间插二禾，所以说二禾搞起来很麻烦，醴陵人烦躁时就用“二禾谷”骂人嘛。几乎没有年轻后生认得清它们是做什么的。我收藏这些东西，就是感觉以前的作田种地的日子已经远去了。算是一种怀念！
　　
　　朱发根（浏阳人，现居北京，公务员）
　　
　　在我的记忆里，故乡的初春是湿润的。这在一向干旱缺水少雨的北京是十分罕见的。家家户户择水而居，门前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一年四季流淌着清澈的河水。但在10多年前，河流一下子停止了流
　　
　　淌，它像一条风干的枯藤在村庄里盘旋。后来，村里进行规划，这条河流在轰鸣的机器声中被彻底填平，人们在河流上面盖上了一座座气派的房子。有时回到故乡，走在那笔直的水泥路上，偶尔从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们口中听到记忆里的河流，言谈中透露出几分惋惜。
　　
　　刘小刚（常德人，商人）
　　
　　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初春的田野上，小溪流水，草长莺飞，蝴蝶起舞，鸟儿穿行，顽童嬉戏。每当初春暮色，炊烟袅袅升起，牛羊迈着悠闲的步伐缓缓走过，成群结队的鸡鸭追逐着返回自己的家园。捉迷藏、滚铁环、玩打仗，爬树、摔跤、钓鱼永远是那时游戏的主题。有时玩耍忘记了时间，直到暮色降临，山下传来祖母焦急的呼唤，便沿着再也熟悉不过的乡间小道跑回家。那时候，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生活，没有烦恼，没有失望，也没有大的梦想。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很简单自然，那里是生我养我之地。